滚动信息2

摘要：纪录片《大山里的老师和孩子》以云南省镇雄县“一师一校点”的乡村教师范家斌及其六个留守儿童学生为拍摄对象，以多声部影像叙事呈现了家庭教育“空壳化”、学校教育“负重化”、社会教育“缺席化”三重困境，并揭示了三个教育系统之间的脱节与失衡。该片的社会诊断价值在于将个体困境转化为公共议题，从而引发整个社会对乡村教育困境的广泛关注。

关键词：乡村教育；留守儿童；多声部叙事；现实介入

引言

全国约有6800万留守儿童和330万乡村教师，这是不可忽视的教育体量，乡村教育的发展事关教育强国与乡村振兴，涉及教育公平与社会公正。纪录片《大山里的老师和孩子》将镜头对准昭通市镇雄县尖山乡长安村大山小学，用近三个月的影像拍摄记录了乡村教师范家斌与其学生的日常教学生活，聚焦乡村教育的深层困境，以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反思。

一、镜头下的乡村教育困境

昭通市镇雄县尖山乡长安村大山小学是乡村典型的“一师一校点”，这里有58岁的教师范家斌和25名学生（二年级6人、一年级6人、幼儿园13人），它是众多乡村学校的缩影。

（一）家庭教育的“空壳化”

在拍摄过程中，笔者观察到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面临着父母的缺席。王两的外公说：“我们无能来监管她，他的爹妈供不起了，以后要让她去打工，我们也不敢说什么的。”周璐玭的爷爷说：“她爸爸妈妈没有在家，我们有好多认不得的，也扶持不了她。”孩子们放学后作业无人辅导，遇到不懂的问题“然后就不写了”。这些表述反复出现暴露出家庭的“无教无力”[1]。究其缘由，青壮年父母为了给孩子提供经济抚养，不得不外出务工，这种 “离土离乡” 的生存状态构成了留守儿童成长的结构性背景，必然导致农村家庭出现“抚育功能的结构性分离”。亲子长期分离带来的情感疏离已非短期团聚所能弥合，周璐玭爷爷提到，孩子父母回家后“喊她她都不理的”。

（二）学校教育的“负重化”

从学校方面看，大山小学的教师仅有范家斌老师一人，学校两间教室互通，轮流上课。范老师说：“我的眼睛是2000年生病的，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我平时上课都是用放大镜看着教学生看书做作业的。”“一师一校”意味着25名学生、三个年龄段、全部课程、教务管理、学生安全、营养餐制作由他一人完成。范老师六点起床挖煤生火；轮流上课——“一年级先预习，我去上二年级的课程，上完之后布置作业，又来上一年级的课”；中午做营养餐；下午五点将学生一一送回家。当被问及“有没有增派过老师”，范老师停顿后说：“呃……这个问题……怕不说了。这个问题不说了。”乡村小规模学校教育资源的匮乏使得教师面临“一人多岗”的极限负荷，而这一困境却依然得不到有效解决。

（三）社会教育的“缺席化”

不容忽视的是，大山小学这样的乡村学校不仅未能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社会层面的广泛关注，更难以获得实质性的社会力量介入与关怀。文武在作文中说“我妈妈不在我身边了”，但父亲说“走了三年多了”，其间仅来看过两三次。留守儿童长期处于这种情感抚育的真空状态，普遍面临依恋关系受损与情感支持断裂的风险，却未能得到社会层面有效的心理救治。

此外，不仅本片没有得到任何社会机构支持，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还被范老师的女儿叫停支教，理由是“事先没有通知相关领导”；而后到县教育局申请许可却被“踢皮球”；中心完小副校长“强烈要求压缩拍摄周期，并审核视频”。范老师女儿提醒“当地教育局胆小怕事”。

二、多声部影像叙事下乡村教育的系统割裂

当摄像机从师生、学校到社会三个层面记录乡村教育，笔者正是希望以多声部的影像叙事揭示乡村教育困境背后的系统割裂和相互撕扯，从而引起更多反思。

（一）家庭对学校“理想教育”的消解

范老师布置作文《我的理想》，孩子们写下军人、医生、教师、科学家等理想。汪帅想当军人“为人民服务”，汪群想当医生“为人民治病”。然而当孩子的理想被读给祖辈听时，汪群爷爷说：“她讲的也很好，但是她很不懂事，现在她还小，这都是一种想象的东西。”长辈的这种反应并非个别现象，文武父亲也说：“理想谁都有，但是到时候能不能实现还是一回事。”这种“云端理想”与“泥土现实”的剧烈冲突，在微观层面表现出家校教育目标的结构性错位，不仅导致了家校协同育人机制的失效，更使乡村儿童深陷价值认同的撕裂，构成了乡村教育难以逾越的隐性鸿沟。

（二）社会对乡村教师坚守的忽略

范老师用放大镜和37年光阴撑起的“一师一校”也即将走向终点，笔者了解到“按照镇雄县教育局的规划，要陆续撤掉更多的一师一校点，大山小学便是其中之一，预计不久后合并到长安小学”。这无疑是对乡村教育资源的一次整合与优化，但范老师的回应却是沉默，背后是另一层深深的隐忧：“一师一校”撤并后，合并学校不可能再为孩子们提供“陪伴式教育”。

家庭将孩子“外包”给学校——范老师说“这些孩子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带着不好管理，就送来我这”；社会将孩子“回流”给家庭——政策有营养餐但缺乏心理关注。乡村教育困境不仅在于各系统功能不足，更在于它们之间是“撕扯”而非“协同”。

三、多声部影像叙事的价值：建构乡村教育的公共议题

笔者认为《大山里的老师和孩子》的社会诊断有三重价值：其一，为观众提供乡村教育困境的真实性影像。其二，赋予乡村教育中的边缘群体表达主体性——通过纪录片，孩子、家长和教师都得以表达自己的声音。其三，为政策反思提供经验材料——一师一校的困境、撤点并校的隐忧，都是政策制定者面对的真实议题。影片最后一个画面是“我看到了……”——一个省略号，一种召唤。它将接力棒交到观众手中：看到之后怎么办？纪录片完成了问题的呈现，让无力者被看见，让沉默者被听见。但将“处方”留给了影像之外的世界，将答案留给观众，这是影像介入现实的第一步——将个体困境转化为乡村教育的公共议题，乡村教育的改善不能仅靠个体坚守，而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形成真正协同机制。

参考文献：

[1] 范先佐.乡村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54(05)：146-154.

[2]比尔·尼科尔斯.纪录片导论（第3版）[M].王迟，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0.

李启春

昆明文理学院 外国语言与国际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