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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生社会治理的核心命题，在于破解治理资源“碎片化”与群众需求“整体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本文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分析民生社会治理面临的三重结构性挑战。从理念重构、机制再造、技术赋能三个维度提出治理转型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民生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技术赋能；共同体治理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理念转变，更加凸显了人民群众的治理主体地位。然而，当前民生社会治理在实践中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张力。一方面，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基层治理体系中资源配置的静态化、权责划分的碎片化、服务供给的被动化等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着民生诉求的有效回应。本文试图回答在人口流动加剧、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民生社会治理如何从“碎片化”走向“共同体”，实现治理效能与民生获得感的同步提升。

一、民生社会治理的结构性挑战

（一）资源配置的静态化与人口流动动态化的错位

长期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与户籍制度深度绑定，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以户籍人口为基准进行规划。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和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大，这一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首都都市圈、上海大都市圈等重点都市圈内城乡人口流动频繁，人户分离现象普遍，人口不断外溢到都市圈外围的新城、新市镇[1]。在这种情况下，以户籍为锚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公共服务在区域间、人群间出现供给滞后与供需错配。以教育资源配置为例，人口流入地的学位供给往往滞后于实际需求，而人口流出地的教育设施则面临闲置浪费。医疗资源同样如此,优质医疗资源集中于大城市中心城区，而城市外围的新城新区和农村地区医疗力量薄弱，群众看病往往需要长途奔波。这种静态化资源配置模式与动态化人口分布之间的错位，是民生社会治理面临的基础性挑战。

（二）治理权责的碎片化与民生问题系统性之间的张力

民生问题往往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特征，一个看似简单的民生诉求可能涉及多个层级、多个部门的职责范围。然而，当前的治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权责碎片化的问题，导致“简单问题复杂化”现象时有发生。有记者在基层采访发现，有些“几天就能给群众解决的事”往往拖上好一阵子还得不到有效解决。一条道路上出现的裂缝，因为找不到责任主体，问题像皮球一样被来回踢。这类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问题本身有多复杂，而在于“权责不清”或“机制不通”。基层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被耗费在“找谁管”上，而不是解决问题上[2]。这种权责碎片化的背后，是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与民生问题系统性之间的深层张力。

（三）治理方式的被动响应与群众诉求主动性之间的落差

传统的民生社会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响应”模式。群众有了诉求，政府再来处理；出了问题，再来想办法解决。这种模式在民生诉求相对单一、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的时期尚能运转，但在社会群体不断细化分化、利益诉求和思想观念复杂多变的今天，其局限性日益凸显。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被动响应模式往往伴随着“痕迹主义”的考核导向。当治理方式停留于被动响应和痕迹管理，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就难以被有效激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也就难以真正形成。

二、民生社会治理转型的实践路径

（一）理念重构：确立民生为本的治理逻辑

推动民生社会治理转型，首先需要在理念层面确立“民生为本”的治理逻辑。这意味着将改善民生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有效回应民生需求作为衡量治理效能的根本标准。

“民生为本”的治理理念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治理为了人民。民生问题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解决好民生问题，关乎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社会治理的各项举措，都应当以是否有利于改善民生、是否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为评判标准。其二，治理依靠人民。民生社会治理不是政府对群众的单向服务，而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方共治过程。只有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民生治理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

202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将“公平”放在民生政策的首位，强调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扩大基础民生服务的普惠性。这一政策导向正是“民生为本”理念的制度化体现。

（二）机制再造：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

理念的落地需要机制的支撑。民生社会治理转型的关键机制创新，在于推动资源、服务和管理向基层下沉，破解基层“小马拉大车”的困境。

资源服务管理下沉的核心逻辑，是让治理重心与治理资源同步下移。长期以来，基层承担着大量治理任务，但相应的资源、权限和能力配置却相对不足。基层职责多、手段少、负担重的问题一度比较突出。下沉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向基层“甩包袱”，而是通过赋权增能，使基层既有办事的资源，也有办事的权限、担事的责任。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是这一转型的典型实践。在这一机制下，基层按需发起“吹哨”，部门依责响应“报到”，把资源调度的主动权交到基层手上。在社区层面，资源下沉与居民自治的结合同样重要。如辽宁本溪市构建“市统筹、区调度、街道主办、社区议事、楼栋微协商”五级联动机制，通过建强阵地、规范流程、凝聚力量，把“家园居民管、事情大家定”融进日常。这种模式既解决了资源不足的问题，又在参与中培育了社区共同体意识。

（三）技术赋能：以数智技术支撑精准化服务与矛盾化解

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民生社会治理的精准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可能。数智技术使基层掌握情况更及时、回应诉求更精准，也为资源、服务和管理下沉提供了平台支撑。

在民生服务领域，数智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传统的服务供给方式。上海“社区云”用数据标签自动识别独居老人等重点服务对象，把服务送到人。以数据驱动替代经验驱动，以主动发现替代被动等待，从而提升了服务的精准度和及时性。

在矛盾纠纷化解领域，数智技术同样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司法部提出深化数字赋能多跨协同“大调解”体系改革，加快推进全国调解工作平台建设，通过与相关部门数据对接、信息共享提升矛盾风险预测预警能力。这种“抓前端、治未病”的治理思路，体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变。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将大量问题化解在未发之时、成讼之前，这正是民生社会治理从“碎片化”走向“共同体”的重要技术支撑[3]。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赋能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需要与治理机制的改革同步推进。如果权责关系不理顺、数据壁垒不打破，再先进的技术平台也可能沦为新的“信息孤岛”。因此，技术赋能必须嵌入机制再造的过程之中，服务于资源下沉和多元共治的整体框架。

三、结语

民生社会治理的核心命题，是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群众需求日益多元的背景下，实现治理资源与民生需求的有效匹配。从“碎片化”到“共同体”的转型，意味着三个层面的深层变革：在理念层面，从“管理本位”转向“民生为本”；在机制层面，从“权责碎片化”转向“资源下沉、多元共治”；在方式层面，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服务、精准治理”。

这一转型的实质，是重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当基层干部不再疲于“找谁管”而是专注于“解决问题”，当群众从治理的“对象”变为治理的“主体”，当数智技术服务于人的需求而非替代人的判断，民生社会治理才能真正实现从“碎片化”到“共同体”的跨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民生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正是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在参与中感受公平正义的温度，在共享中体会发展成果的厚度，在共建中凝聚社会团结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学习时报.基层社会治理要从静态管理走向动态服务[EB/OL].(2026-03-22).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EB/OL].(2025-03-02).

[3]央广网.“十五五”时期基层矛盾纠纷如何化解？司法部答央广网[EB/OL].(2026-09-16).

王世凤

中共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