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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化升级。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受理环节的法治化不仅是“第一粒扣子”，更是防止程序空转、避免矛盾上行的关键闸门。当前，随着《信访工作条例》的深入实施，受理工作正从“入口兜底”向“程序分流”深刻转型。如何把好这道“闸门”，让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按图索骥”、在法治轨道上流转，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受理法治化的核心要义：从“照单全收”到“精准分流”

传统的信访受理往往陷入“来者不拒、照单全收”的误区，导致信访部门成了“大箩筐”，不仅加重了自身负担，更模糊了各职能部门的法定职责。法治化视角下的受理，其核心在于“分清性质、明确管辖、精准分流”。

首先，必须严守“三个不予受理”与“两个不再受理”的底线。即涉法涉诉事项不受理、跨越本级和上一级的申诉求决类走访不受理、已进入办理期限的重复投诉不受理；对已复核终结和已依法终结的涉法涉诉事项不再受理。这不是将群众拒之门外，而是为了维护司法权威，引导群众通过法定渠道解决问题。其次，必须落实“依法分类处理”。对于申诉求决类事项，要精准导入诉讼、仲裁、行政复议、行政履职等法定渠道，让“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最后，必须恪守“程序正义”。严格执行15日内告知的规定，确保群众知情权，让受理环节成为展示法治形象的窗口，而非激化矛盾的源头。

二、现实困境：甄别难、分流难与告知难

尽管制度设计日益完善，但在基层实践中，受理环节仍面临严峻挑战。一是诉求甄别“本领恐慌”。 群众来访往往带有“混合性”，一件信访件可能同时包含征地补偿（行政）、合同纠纷（民事）、干部违纪（纪检）等多重诉求。基层窗口人员法律素养参差不齐，面对复杂的法律关系难以精准剥离，往往为了“稳控”而“揽责”，导致后续办理部门因管辖权异议频繁退件，造成“公文旅游”。二是诉访分离“边界模糊”。 这是受理环节最大的难点。由于政法机关与信访部门的信息系统尚未完全互联互通，窗口人员无法实时核实案件是否已立案、已审理或已终结。加之部分群众对司法判决不服，坚持通过信访施加压力，使得“诉访分离”在受理端往往流于形式，信访依然承担着替司法“兜底”的压力。

三是程序告知“流于形式”。 部分地方的告知书仅为格式化的“已转送某某单位”，缺乏对法律依据的充分释明，也未清晰告知复查复核的权利和期限。这种“冷告知”往往被视为敷衍，不仅未能消除群众疑虑，反而成为引发重复访、越级访的导火索。

除此之外，基层信访受理工作还存在岗位队伍不稳定、业务传承不足的问题。信访受理窗口多为轮岗、临时聘用人员，专职专业人员占比偏低，工作人员缺乏系统化、常态化的法治信访业务培训。面对新形势下多元化、复杂化的群众诉求，部分人员法治思维薄弱，习惯性沿用传统维稳思维开展工作，难以精准落实法治化受理规范。同时，部门间联动协作机制不够健全，信访受理分流后，后续跟进、反馈衔接不够顺畅，缺乏闭环式处置流程，极易出现诉求受理后跟进脱节、处置滞后的问题，不仅降低了信访处置效率，也弱化了法治化受理工作的公信力，制约了信访受理法治化工作的落地提质。

三、路径重构：以机制与技术双轮驱动

深化受理法治化，必须跳出“就信访论信访”的思维，从机制重塑和技术赋能两端发力。第一，重塑甄别机制，推行“清单式”管理。 各地应依据《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工作规则》，细化出台本地本部门的《信访诉求法定途径指引清单》。针对城乡建设、劳动社保等重点领域，绘制通俗易懂的“导引图”。在窗口层面，推行“诉求拆解”工作法，对混合诉求进行“外科手术式”剥离，分别指明路径。同时，建立法律顾问随案制度，引入律师参与接访，为甄别工作提供专业法律支撑。第二，强化数字赋能，打破“信息孤岛”。 依托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加快推进与政法、纪检监察、行政复议、劳动仲裁等平台的数据互联互通。通过建立共享数据库，实现对“涉法涉诉”“正在办理”“已经终结”等关键信息实时核验，从技术上锁定“不予受理”的情形，减少人为裁量空间。利用大数据分析，自动识别重复访、越级访苗头，提升受理的精准度和公信力。第三，优化考核导向，纠正“唯数量论”。 改变单纯以“登记量”论英雄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分流准确率”“告知合规率”“群众满意率”作为核心指标。鼓励基层敢干说“不”，只要“不”说得有法有据、路径指得清清楚楚，就应予以肯定。同时，加强对无理缠访闹访行为的依法处置力度，维护正常的受理秩序。

信访受理法治化，本质上是用程序的确定性应对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它不是要把群众挡在门外，而是为了更好地把群众引进门、送上路。只有严把受理“第一道闸门”，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才能真正实现“权责明、底数清、秩序好、群众满意”的法治化目标，让信访制度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焕发新的生机。

侯双霞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