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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轻罪治理成为刑事检察履职的重要板块，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落地，不起诉、认罪认罚从宽等制度广泛适用，传统刑事检察法治宣传的固有逻辑逐渐显现适配性矛盾。过往宣传侧重对犯罪行为的惩戒威慑，难以充分传递治罪与治理并重的司法价值，也不利于社会公众正确理解轻罪司法制度的运行逻辑。本文立足轻罪治理的内在逻辑，梳理刑事检察法治宣传现存的结构性问题，厘清宣传工作在轻罪治理体系当中的功能定位，从宣传理念更新、内容供给重塑、传播运行机制、边界规范建设层面探索模式转型路径，推动法治宣传深度嵌入轻罪诉源治理工作，为轻罪治理社会化落地提供理论层面的参考。

关键词：轻罪治理；刑事检察；法治宣传；诉源治理；少捕慎诉慎押

引言

轻罪治理体系的推进，不局限于司法办案环节的制度适用，同样需要面向社会完成司法理念的阐释与普及。刑事检察法治宣传不再只是办案工作的附属环节，而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传统刑事检察宣传生成于重罪占比较高的司法环境，宣传叙事、内容选择、传播逻辑已经形成固定范式。当司法实践转向治罪与治理并重，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刑事和解等处理方式大量适用，原有宣传模式容易造成社会层面对轻罪司法政策的认知偏差。宣传模式转型并非简单改变传播载体，而是对价值导向、内容生产、运行机制进行整体性调整，实现司法办案与社会认知之间的有效衔接。

一、轻罪治理视域下传统刑事检察法治宣传的现实困境

传统刑事检察法治宣传依托案件办理开展内容输出，以犯罪惩戒、以案释法为主要导向，在重罪治理阶段发挥良好的警示作用。面对轻罪案件占比提升、司法处理方式趋于宽缓的现实环境，原有宣传模式暴露出多重内在矛盾。

（一）宣传价值导向与轻罪治理理念存在错位

传统刑事检察宣传更多强化刑罚惩戒的威慑效果，叙事逻辑偏向对犯罪行为的否定与惩治，重点突出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职能成效。轻罪治理强调惩戒之外的修复价值，重视矛盾化解、行为人教育矫治、社会关系修复，部分轻罪案件作出非追诉处理，目的在于减少司法标签带来的负面效应。沿用原有威慑导向开展宣传，容易使社会公众片面将不起诉等制度理解为对犯罪行为的放纵，难以理解宽缓司法处理背后的治理考量，造成公众认知与司法实践之间出现隔阂，削弱轻罪治理的社会基础。

（二）宣传内容供给难以适配轻罪治理多元诉求

过往宣传内容大多围绕已经提起公诉的案件展开，内容素材偏向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对于轻罪领域高频出现的新型犯罪缺少体系化解读。轻罪案件类型繁杂，大量案件和群众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社会公众更加关注行为边界、法律后果、非刑罚处理的适用条件。现有宣传较少针对不起诉、认罪认罚从宽、公开听证等制度开展深度阐释，制度解读内容碎片化，缺少完整的法理阐释，公众很难厘清罪与非罪、追诉与不追诉之间的边界，宣传内容供给和社会现实需求出现脱节。

（三）宣传运行机制和轻罪诉源治理融合程度不足

传统刑事检察法治宣传大多依附个案办案流程，属于办案完成之后的后置性工作，宣传策划缺少和轻罪治理整体工作统筹部署。宣传主体以刑事检察部门内部人员为主，缺少和基层治理主体之间的联动衔接，宣传输出完成之后缺少对社会认知反馈的收集研判。宣传工作独立于犯罪预防、矛盾化解等治理环节，宣传成果难以转化为诉源治理的实际效能，宣传的预防教化功能未能充分释放。

二、轻罪治理背景下刑事检察法治宣传模式的转型路径

刑事检察法治宣传模式转型，应当立足于治罪与治理并重的核心要求，调整宣传价值立场，重构内容生产逻辑，完善协同运行机制，明确宣传工作的伦理边界，推动法治宣传从办案附属环节转向轻罪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重塑适配轻罪治理的宣传价值理念

宣传理念需要跳出单纯惩戒威慑的固有思维，兼顾法律威慑、行为教化、制度阐释多重价值目标。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充分传递少捕慎诉慎押背后的司法精神，既要指明轻罪行为的法律危害性，也要客观阐释宽缓司法处理的制度初衷。宣传工作需要兼顾被害人权益维护、犯罪行为人教育、社会公众普法三类主体的现实诉求，改变单向灌输的传播思维，把消解社会认知偏差作为重要工作目标。

（二）构建面向轻罪治理的宣传内容生产体系

内容层面要扩大宣传素材的覆盖范围，不再局限于起诉判决的案件，将轻罪高频风险提示、司法制度解读、行为法律边界阐释纳入宣传内容范畴。针对高发轻罪类型，重点梳理日常生活当中容易触碰刑事红线的行为，清晰说明行为对应的法律后果，发挥事前预防的作用。针对不起诉、认罪认罚从宽、检察听证等制度，结合法理逻辑开展通俗化阐释，讲清楚制度适用的法定条件，消除社会层面对轻罪司法政策的误读。

（三）完善多主体协同的宣传运行保障机制

推动法治宣传工作嵌入轻罪治理整体工作布局，改变宣传后置开展的工作习惯，在轻罪治理工作策划阶段同步统筹法治宣传安排。打通刑事检察部门与基层治理平台的联动渠道，把法治宣传向基层治理场景延伸，实现普法宣传与矛盾化解、社会帮教工作相互衔接。建立宣传效果反馈渠道，收集社会层面对轻罪司法政策的认知意见，反向调整宣传内容的侧重点。

（四）划定轻罪场景下法治宣传的伦理边界

轻罪案件大多涉及普通民众，不当宣传容易加重行为人的社会标签效应，违背轻罪治理减少标签化的初衷。宣传工作需要严格恪守司法公开相关规范，把握案件信息公开尺度，规避对轻罪涉案人员不当曝光，避免过度渲染案件细节。厘清普法宣传与个案曝光之间的界限，在实现释法效果的同时兼顾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防止宣传本身带来次生社会矛盾。

三、结语

轻罪治理体系不断推进，刑事检察法治宣传的功能定位随之发生变化，传统以惩戒威慑为核心的宣传模式已经难以完全适配当前司法实践。宣传模式转型不能简单停留在传播渠道更新，必须从价值理念、内容生产、运行机制、伦理边界完成系统性调整。刑事检察法治宣传应当深度融入诉源治理进程，兼顾司法专业表达与社会公众认知，消解社会对轻罪司法制度的认知偏差，发挥法治宣传在犯罪预防、观念引导层面的治理效能，为轻罪治理体系的社会化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宣传模式的迭代属于持续性过程，需要跟随轻罪治理实践的发展持续优化完善。

参考文献

[1]姚建龙.理性对待轻罪时代[J].学术月刊,2024,56(07):92‑103.

[2]卢建平.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方略[J].政治与法律,2022(01):51‑66.

[3]李昌盛,刘树辰.轻罪诉讼模式转型从高效治罪到守法教化[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4(06):3‑21.

任双

庄伟黄骅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