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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数字化转型在重塑教育生态的同时，更驱动高职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逻辑发生从“被动说服”到“主动探寻”的根本转向。在数字化转型视域下，提升意识形态认同的关键在于：提供契合高职学生认知特点的“数字工具”与“实践台阶”，将主流价值有机融入其数字生存习惯，以此回应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高职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意识形态工作是凝聚思想共识、构筑精神基石的伟大工程，而高职学生的意识形态认同，更是关乎国家未来发展底色。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铺展，数字化转型已远超工具层面的革新，并重新定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场域、机制与效能。有效提升数字化转型视域下高职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的前提，是明晰数字化转型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并非线性的“促进”或“削弱”，而是引发了认同的结构性变革、过程性复杂化与效能性重构。

一、数字化转型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生成机理

数字化转型正以全方位、深层次之势重构社会生态，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历史性契机。这一转型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表层形态，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生成机理产生了系统性、结构性的重塑，为新时代高职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提升带来机遇。

（一）从灌输到触达：信息渠道的重构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加速演进，极大拓宽了信息传播的渠道与形态。长期以来，以思政课堂、主流报刊等为典型代表的“瀑布流”式传播，依托体制化渠道，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灌输体系。数字化浪潮的出现，催生出效率更高、分布更广、精准度更高的“算法化触达”新格局。这种传播格局使信息接触点呈现“泛在化”与“碎片化”并存的特征。问卷显示，超过70%的学生每日使用互联网超过4小时，其中“4-6小时”占比最高，“8小时以上”亦占相当比例，数字化生存成为常态。对于这一群体学生而言，长期暴露于以短视频、社交平台、互动社区等为主导的信息生态中，使得教育者长期握有的信息筛选权、议题设置权与意义阐释权，部分让渡于不完全可控的算法推荐机制。。因此，信息渠道从灌输到触达的重构，要求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必须主动迎合“推送逻辑”，在学生的数字动线上设置关键接触点。

（二）从体系到情境：认知模式的重构

在传统教育中，意识形态认同的构建大多来源于理论化、系统化的课程体系。在这一模式下，学生通过权威的教科书、有组织的课堂教学及线性递进的知识逻辑进行理论学习，进而在内心逐步形成对主流价值的理解、把握与认同。而当下，数字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改变了认知发生的基本场景，使得依托教材、课堂进行系统化、体系化的认知建构路径，受到数字化浪潮的解构冲击。相比于封闭性较强的单向度知识传递，学生更倾向于在数字环境中通过消息推送、热搜话题等主动接收趣味性强、视觉冲击强的知识与信息。问卷显示，学生在网络中关注的内容呈现高度多元化，“学习技能”“时事政治”“历史文化”等内容均有较高选择率。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也必须嵌入或关联学生真实、多元的兴趣图谱中。因此，在数字化转型视域下，通过情境化的认知引导，主流意识形态不再是外在于生活的理论体系，而是可感知、可讨论、可践行的生活现实与意义资源。

（三）从践行到在场：实践形态的重构

意识形态的认同历来不纯然是理性说服的结果，而是情感连接与实践参与双重作用、彼此构建的产物。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情感激发与实践参与在时空与形式上往往相对分离，纯粹基于理论正确性的理性意识形态认同说服效能更一步弱化。而数字化转型正在深刻改变这一格局。一方面，数字传播的特性在理性说服基础之上放大了情感作用，使认同有了情感认同的加持，任何数字虚拟空间中的身份认同和家国叙事,都更易于调动学生内心的归属感、自豪感等情感体验。问卷显示，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偏好多聚焦于“制作精良的短视频/微电影”和“身边榜样的真实故事”等，这正是情感化传播的典型体现；一方面，实践形态也突破了实体活动的局限，在数字化空间中，话语权产生了再分配，学生通过点赞、评论、二次创作参与意义生产，认同过程从“接受”转向“互动与协商”。问卷显示，“经常”或“偶尔”点赞、转发、评论的比例合计超过80%，这意味着实践已从周期性的“重大行动”延伸为高频次、碎片化的“微实践”。因此，意识形态教育需借助数字化技术，构建情感激发＋实践引导相融合的数字育人场景。

二、高职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困境剖析

随着数字技术的革新，数字化转型正以全方位、深层次之势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设带来渠道构建、情感认同与实践维度等契机。但机制的重构并不代表认同的自然生成，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高职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仍存在困境。

（一）认知困境

当代高职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其认知习惯已深度内嵌于数字时代的碎片化信息接收模式，他们大多更乐于、也易于接受于短、平、快的视觉化、情感化内容。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则建立在系统性、抽象性的历史延续性之上，要想深刻理解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历史视野与思辨能力。而大部分高职学生在面对高度抽象性、严密系统性的信息内容时，往往表现出认知回避和接受障碍，这一结构性矛盾外化为显著的“认知鸿沟”。问卷显示，约70%的学生认为，思政课“教学内容理论性太强，与现实生活联系不紧密”，正是这一困境的直观反映。此外，调研进一步显示，基于政治身份产生的结构性认知差异也尤为显著。数据显示，党员、预备党员学生中，“非常了解”的比例显著高于团员和群众，团员学生的认知水平也整体优于群众学生。这也表明，组织化的理论学习与体制性的思想引导，在当前仍是抵御认知碎片化、建构系统性理解的重要机制，当前认知困境亟需教育引导的整体转型与精准施策。

（二）表达困境

表达是认同的“输出端口”。个体的言论、行为等表达形式，往往是其内在价值立场与情感态度的外化呈现。当学生产生公开表达立场的行为时，这一行为会进一步强化其内心认同，形成“表达——强化——再表达”的正向循环。因此，转发、推荐、评论等表达方式，看似碎片化，却是传递立场、构建“数字身份认同”的表现。而问卷显示，高职学生在网络上遇到意识形态相关议题时，普遍呈现出一种“理性内敛”的表达特征。例如：面对数字平台上的负面或质疑言论时，近半数的学生选择“不参与讨论，但内心不认同”，构成“沉默的多数”；约20%的态度包括“中立观望”、“觉得有一定道理，会受影响”或“无所谓”；而能“主动反驳并澄清正确观点”的学生只占约三分之一。总之，这一现象反映出当前高职学生从价值认同到公开表达之间存在明显“行为温差”。因此，营造包容、理性、平和的表达环境，引导、培育学生敢于发声、善于发声的勇气和能力，是破解表达困境、推动认同从“内化”走向“外显”的重要课题。

（三）媒介困境

高职学生所面临的媒介困境，是指在数字时代，长期沉浸于数字媒介环境，在媒介素养培训滞后的现实情况下，学生困于算法塑造的数字生态之中，出现认知窄化、价值判断力弱化等表现。一方面，数字平台推送碎片化与学生系统性认知需求之间的矛盾。数字平台的推送机制一般基于算法机制，根据学生的偏好，在提供个性化内容的同时，也对信息进行了排序、屏蔽等筛选。尽管这一动作会带来信息获取的便利，但也会引发“信息茧房”效应，导致学生的视野被局限在感兴趣的内容和观点之中，难以接触优质、多元、辩思性质的内容；另一方面，信息供给的无限性与认知承载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均触网超过4小时的学生在互联网的多重信息流中，普遍面临信息过载的压力，这导致个体长期处于“信息过载”状态。因此，在注意力有限的前提下，视觉冲击强、话题尖锐的内容更易获取学生关注，而需要深度阅读、认真思考的严肃内容则易被边缘化。久而久之，便会导致缺乏学生失去对“认知主权”的主导。

三、提升高职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路径

数字化转型催生了以智能算法、社交网络等为核心的“第三媒介”时代，深刻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播生态与认同机制。基于此背景，提升高职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也需紧跟时代变革，构建超越传统单向度教育范式的系统路径，真正实现主流价值入眼、入脑、入心、入行。

（一）启动思政课“魅力升级”计划

思政课是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培育的“制度化核心场域”，是一项整合认知、贯通价值、塑造信念的系统工程。与碎片化、真假难辨的网络信息相比，思政课能够提供更加逻辑化、历史语境化的理论叙事。然而，问卷数据揭示了这一根基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约70%的学生认为思政课“教学内容理论性太强，与现实生活联系不紧密”，同时约65%的学生认为“教学形式单一枯燥”。这一数据尖锐指出，思政课原有的系统性优势，已随着时代境遇转换发生转变。因此，思政课“魅力升级”是针对“认知困境”的最佳回应。

提升思政课“魅力”，其核心在于重新建立理论与学生之间的有效连接。其一，内容重构。在教学内容方面，推动理论“生活化”“现实化”以及“情景化嵌入”。围绕教材核心主题，将宏观的政治话语拆解、划分为与学生认知密切联系的职业发展、民生小事、社会热点等话题；通过“短视频/微电影”“身边榜样故事”等形式，实现理论从“听到”到“看到”再到“共鸣”的认知深化。其二，方法变革。传统课堂大多以讲授法为主，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可推广体验式教学、项目式教学、辩论赛等形式的教学方法，使抽象的理论转变为可触摸、易感知、能互动的教学，以适配学生“数字原住民”的认知习惯。将课堂延伸至网络平台，使学习成为持续性的意义建构过程。

（二）完善“实践-认同”转化促进机制

“知道”与“愿意、敢于表达”之间的鸿沟，是意识形态认同从“内化于心”转向“外化于行”的关键所在。问卷数据清晰揭示：约85%的学生认同主流价值并愿意参与实体活动，但面对网络质疑时，仅约35%选择“主动反驳”，近半数陷入“沉默的认同”。而这一鸿沟的本质，并非简单的“缺乏勇气”，而是涉及多方面原因。例如：部分学生因避免遭受网络暴力而选择“安全沉默”；部分学生虽具备基本价值判断，但苦于系统理论支撑的局限，难以在讨论中清晰有力阐明观点；还有部分学生对公共表达的效能持悲观态度等。因此，要为学生搭建从“知道”到“愿意、敢于表达”的桥梁。

弥合“知行”鸿沟，实质也是培养学生的“表达自信”，推动内心价值认同转化为行动。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维度去做：其一，营造安全理性表达环境。在课堂创设“低风险、高规范”的言论实践场，利用课堂，组织、引导学生围绕有争议的社会热点话题展开讨论，明确规则和讨论边界，让学生在无“社交风险”的环境中畅所欲言。其二，建立持续正向的表达激励机制。在学生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时，及时给予公开肯定，增强其表达信心，激励从“内心认同”到“公开表达”，还可以将其表现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传递“善于说理是重要能力”的明确信号。

（三）筑牢网络“媒介素养”防线

在数字化转型重塑意识形态认同机制的当下，网络“媒介素养”已经从一项附加技能升维为捍卫主流价值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它决定学生能否在复杂、多元的信息洪流中摆脱“信息茧房”算法桎梏，是否能拨开表象、认清本质、独立思考。因此，“媒介素养”防线的构筑至关重要。而问卷显示，超过90%的学生明确支持学校采取多种措施以提升自身的信息辨别与抵御错误思潮的能力，这也正意味着，筑牢网络“媒介素养”防线已成为当下学生最强烈的共识性需求之一。

为有效回应这一需求，须构建系统化、贯通式的素养培育体系：其一，素养筑基，将媒介素养教育必修化。在高职现有课程体系中，开设媒介素养教育相关模块讲座或课程，推动“零星讲座”到“系统课程”的升级。其二，建设“高职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深化同伴教育。在系统课程学习的基础上，推动素养教育向实践场域延伸，制度化组建“高职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与课程学习形成合力，形成“学用相长”的育人闭环。使学生通过志愿服务深化素养，构建起“少数带动多数”的价值传导机制，实现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落地生根，构建涵盖课程教学、内容供给、组织建设到思维方法培养的完整培育体系。

马靖婷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