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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及普及应用，数字社会建设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动力。而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基础部分，其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治理水平。因此，本文从理论上以及实证上分析了在数字社会建设背景下如何提高基层治理效率。研究认为，数字技术给基层治理带来新机遇，利用大数据进行科学决策、智慧化服务供给、精细化管理等方式，大大提高了基层治理科学性、精准性和便捷性。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数字鸿沟、数据安全隐患、技术应用不平衡等问题。因此，本文提出建立数字化治理平台、完善数据治理制度、提升数字素养、创新治理方式等解决办法。同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统筹兼顾数字技术和基层治理融合发展，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不同部门之间沟通交流，不断提高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现代化程度。以全面改革方式解决基层治理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提高治理效率，取得良好治理成果，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生活，从而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数字社会；基层治理；治理效能；数字化转型；治理现代化

1、引言

数字社会建设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改变着国家治理方式。近五年间，中国的数字经济总量从2021年的45.5万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超过60万亿元，占GDP比重保持在40%以上，为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打下良好技术基础及应用场景。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面对亿万群众的第一线，肩负着政策落实、服务供给以及风险防范等多重职责。但是，传统的治理方式一直存在信息不对称、反应迟缓、资源错配等问题，无法满足快速城市化和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因此，数字技术的应用被认为是提高治理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事实上，在浙江、广东等地已经出现了利用全域智治平台、“一表通”改革以及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等方式有效提高了事件处理效率和服务质量的例子。但是，城乡之间、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仍然较大，2024年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8.3%，低于城镇地区17.2个百分点。数据孤岛、算法偏见以及隐私泄露等问题也给治理合法性带来一定影响。

2、数社会建设背景下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模式

2.1 数化赋能基层治理的理论机制与作用机理

数字社会的发展极大改变了基层治理的运行方式和组织形式。近年来，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不断加快步伐，在2025年底，我国已有90%以上的地级市建立了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基层治理数字化水平大幅提高。同时，数字技术以数据整合、智能算法以及网络协作等方式参与到治理活动中，形成了“感知—分析—响应—反馈”的循环治理模式。数据驱动代替经验判断，使得资源分配由粗放变为精准。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提高了对复杂社会问题预见性和应对能力。而跨部门数据共享也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条块分割”造成的治理碎片化问题。浙江“基层治理四平台”、上海“一网统管”等案例说明，数字化不仅简化了行政程序，而且重新定义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其内在逻辑就是用技术力量推动制度进步，减少信息不对称，缩短执行时间，提高服务便利性，从而达到治理理性、反应性和包容性的结合。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技术使用，而是治理思想、组织结构以及制度设计的整体转变，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技术逻辑与治理要求之间的契合程度。

2.2 基层治理数化转型的典型实践模式分析

近年来，中国基层治理在数字社会建设带动下产生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化转型实践方式。如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和“最多跑一次”改革，各地结合综治、城管、民生服务等系统，搭建起覆盖全区的一体化数字治理中枢，做到事件发现、分派、处理、反馈全过程闭环管理。深圳市龙华区依托网格化体系，把平台建设权限下放到街道、社区，让基层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开发应用，打造“一个社区一个特色”灵活治理模式。杭州市三墩镇实施“基层吹哨、部门报到”，利用每天碰头会及区域指挥中心，打破条条块块界限，极大提高部门间协作效率。此外，一些试点地区使用“AI社工”等智能化辅助手段，帮助基层人员快速生成应急预案及操作指南，减少对技术依赖程度。这说明，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的技术堆砌，而是围绕问题导向以及人民群众的需求进行，通过对平台进行整合、流程进行再造以及多方参与来实现对治理资源合理配置以及高效利用。据2022年国家网信办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有超过85%的县级行政区开展基层治理数字化试点，其中76%的社区可以网上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说明该模式对于促进公平公正以及提高治理效果具有很好的适应性。

2.3 数技术与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耦合机制研究

在数字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之间的结合已经不再仅仅是工具性的嵌入，而是结构性的重塑。近五年来，中国政务数据平台覆盖率从2021年的68%上升到2025年的94%，基层网格化管理数字化率超过85%，说明技术因素与治理模式日益紧密结合。数字技术以全域感知网络建设、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调动各方力量等方式，形成了“识别—响应—反馈—优化”的闭环式治理模式。如浙江“基层治理四平台”以及深圳龙华区自行开发的应用场景，都是利用大数据进行任务精准派发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但是，这样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也存在着“控制—赋能”的矛盾：一方面，算法和平台加强了上级对下级的考核力度。另一方面，适当放权让社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开发治理模块。有效的结合需要制度配合——界定好数据权利义务、制定合理的算法准则、保留线下服务渠道等，在加快反应速度的同时保持治理温度。只有把技术逻辑纳入以人为核心的制度之中，才能真正实现基层治理由“被动响应”到“主动适应”、由“碎片化运作”到“整体协同”的转变。

3、结论

在数字化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不再单纯依靠大量人力投入，而是以数据驱动、平台协同以及算法支持等方式进行。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数字政府、数字乡村建设，在2025年底，全国行政村宽带覆盖率达到99.7%，基层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比例超过95%，为治理数字化打下了良好基础。从实际效果看，通过搭建一体化数字治理平台、促进数据资源跨部门流通、完善网格化智能响应机制等手段，基层治理在解决矛盾纠纷、应对突发事件以及提供民生服务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是，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有些地方由于数据基础较差、制度供给不足或者技术适配性差等问题，使得数字工具无法很好地融入乡村治理之中。因此，在保证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前提下，要建立覆盖采集、共享、使用等各个环节的数据管理体系，同时提高基层工作人员及群众数字水平，促使治理模式由“技术叠加”向“制度—技术—组织”协同转变。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协调推进技术应用与制度变革，才能使基层治理从提高工作效率转向价值重塑，从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刘宇平.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教育服务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J].科技智囊,2026(3):102-106.

隋维娟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